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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:通过土地流转让老年农民工退回农村

  委员:通过土地流转让老年农民工退回农村

  农民工的权益问题一直是全国两会关注的热点问题。随着体力的不济,老年农民工正在逐步退回农村;而新生代农民工却渴望融入城市。如何创造条件,让他们都能享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、公共服务,对中国的城市化而言,是一个严峻考验。

  在今年两会上,来自农村基层的全国政协委员刘卫昌,全国政协委员、保定市政协副主席许皞,全国政协委员、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,分别从农民工养老、就业、融入城市等多个侧面建言献策,期望新、老农民工都能过上幸福生活。

  让老年农民工能退回农村

  全国政协委员、邯郸市肥乡县卜寨村村委会主任刘卫昌告诉记者,卜寨村近九成农民都在外打工,“每到过年就回来了,还没出正月就又出去了”。他说,不仅仅是男人,三四十岁的妇女也愿意到城市里打工赚钱,留在村里的是50岁以上的人了。

  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,80后和更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群体的七成;而老一代农民工中超过50岁的,全国有3600万人,他们大多已退出市场回到了农村。

  刘卫昌说,相对于城市,他们更熟悉和适应农村的生活。“在我们村和周边村,有着很多园艺花木基地,在花木基地里工作的大都是这批从城市里退回来的老年农民工”。他们每天在苗圃工作8个小时,中午回家吃饭,就像上班一样。“比起城市建筑工地上的单调和离家的辛苦,和老乡们一起干活儿要轻松许多。”

  刘卫昌2003年建起了300亩的园艺花木基地,如今,已发展苗木种植9600多亩,有1500多名乡亲们在他的苗圃基地内实现了就业,他们多为五六十岁的农民,每天50块钱工资。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,刘卫昌还会给最勤劳的一部分人发放奖金。

  在刘卫昌委员看来,给这些老年农民工在家门口提供一个力所能及的就业机会,不仅可以缓解他们的经济困难,也能缓解他们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和寂寞。他建议要通过土地流转政策支持农村产业发展,农村不仅仅只有城镇化一条路可走,也可以发展适合自己的农林产业,让这些不习惯城市生活的老年农民工还退回到农村来,变身为农业产业化工人,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和更好发展。

  关注老年农民工的养老困境

  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,全国政协委员、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更关注他们的养老问题。

  受多种因素影响,农民工一直是最弱势的群体,没有合同、没有社保、工资也被拖欠。和新生代农民工不同,老年农民工生活相对闭塞,获取信息渠道单一,维权意识和能力也很差,建议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农民工的维权培训,一方面要加强主动监管,维护农民工工资、社保权益。“经过这些年为农民工讨薪的努力,农民工的工资权益基本得到了维护。但是养老问题又凸显出来,应该引起政府的特别关注。”何香久表示。

  何香久委员还是沧州市文联副主席,主要从事文学创作,他长期关注基层,一年当中到农村跑几十趟,对农村情况十分熟悉。他说,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,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,城市对产业工人的需求量大增,农村人口开始大量外流,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农民工。受历史条件所限,他们工资收入很低,基本上没有任何福利保障。现在这一批农民工年龄已经在50岁以上,虽然都被纳入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。但每月55元的养老金,即使在农村也不足以维持生活,更多的人依然需要继续工作或由子女赡养。“希望政府能看到这一群体的养老困境,为了不让更多的农民工陷入这样的境地,更要从现在开始,特别关注农民工的养老状况。”他说,按照《劳动合同法》的规定,用人单位要和每一位员工签订劳动合同,缴纳社会保险费,农民工也不例外。虽然有了法律的保障,农民工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的参保状况并不乐观。“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更愿意聘用年轻人,年龄偏大的农民工技能单一、就业竞争能力差,找工作时只能退而求其次,不敢奢求太多的福利保障。另一方面也和政府的监管和执法力度有关系,”何香久委员说。

  何香久建议政府要出台有力措施,加强监管,维护老一代农民工的养老权益。“如果这件事现在做不好,将来就会有更多农民工陷入养老困境,会成为政府面临的又一难题。”

 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要做的还很多

 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,何香久委员也同样十分关注。他说,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也面临着与老一代农民工一样的共性问题,却又有着更高的利益诉求。他们的文化素质要更高、技能水平要更高,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熟悉和喜欢农村,而是渴望融入城市社会。

  如何融入城市?何香久委员建议要有相应的体制保障。其一,流动人口管理尽快实现地区信息联网,打破区域间“画地为牢”的局限,逐步放宽城市户口限制,让农民工更方便地享受城市计生、医疗、保障性住房、子女就学等服务。

  其二,从职业指导向前途指导转变,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和素质。新生代农民工基本已经逐渐丧失从事农业生产的生产要素和能力,但是在城市就业竞争力依然很差,只能从事一些比较低端的产业。为促进个人的发展,建议政府对农民工开展不同形式的前途指导,提升综合素质和发展空间。同时,对有创业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,帮助他们掌握创业知识和技能,成功创办自己的企业。

  其三,加强人文关怀,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。据估算,至2020年,处于适婚年龄的男性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-4000万,这意味着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5个男性中就有一个难以成婚,农村青年男性择偶难度将大于城市男性。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、恋爱、结婚的黄金期。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、想恋爱没人选、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。还由于社会上的婚介机构良莠不齐,被婚托欺骗的事情时有发生,由于受害方多是男性,损失钱财数额较大、经过多次讨要不予归还,致使受害人铤而走险发生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的比例节节攀升,同时也成为社会治安隐患。

  建议要深入细致地开展社会关怀活动,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、自我调适,缓解心理压力,提高耐挫能力。积极通过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单位专有的婚介机构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真实可靠的服务,同时更要依靠各社会团体、组织共同开展持续的交友、联谊活动,以满足他们的婚恋和精神情感需求。

  让“小城镇”成为农民工进城的过渡带

  全国政协委员、保定市政协副主席许皞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。他说,相对于农村来说,城市的生活成本要远远高于农村。和城市青年普遍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,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宽松的发展环境相比,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和综合素质都相差甚远,在城市中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,生活水平很低。“这样的城市生活并不能让他们感到身心愉快”,许皞说,他们甚至没有钱和精力去逛商场、去带孩子看一场电影,城市所提供给市民的很多生活服务和文化服务基本上与他们绝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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