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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:大部制改革向社会放权要有新方式

 近日,济宁市“文莉爱心在行动”团队,通过山药义卖行动,为兖州谭家村一名白血病人提供援助。(图片由受访人提供)

   近日,济宁市“文莉爱心在行动”团队,通过山药义卖行动,为兖州谭家村一名白血病人提供援助。(图片由受访人提供)

王振耀说:“我国要想实现服务组织专业化,最少也要有300万家。”

王振耀说:“我国要想实现服务组织专业化,最少也要有300万家。”

  文/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

  今年全国两会上,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》公布,其中有关更大范围、更大力度的“放权”举措,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。

  向社会放权,客观上是向社会组织放权。“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,就像一个小小的对内开放,其意义甚至超过大部制改革。”经济学家许小年说。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,“这将是一次社会生产力解放的机遇”。

  虽然“向社会放权”所带来的改革红利已出现在视野中,但与此同时,政府及社会组织需要面对更多的考验。

  运营费用短缺,人员大量流失 政策有了宽松,更需财力支撑

  “以后肯定要注册,让我们的组织正规化、合法化。”自2010年成立以来,济宁市“文莉爱心在行动”团队,已经通过各种助学、助残活动,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。即便如此,目前他们依旧缺乏合法身份。

  “一直想注册”的团队负责人张文莉坦言,虽然新的政策已经实行,但她感觉本组织注册的条件仍不具备。

  已经拥有了三间办公室的张文莉,缺少的是专职工作人员,以及完成注册后的运营管理费用。暖心公益联合会的刘健,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况。

  如他们这样的“草根”民间公益组织,由于人员较少,且多为兼职从事公益事业,再加上接收捐款、捐物额度较小,虽然注册流程已经无碍,可注册之后的管理成本,成为他们不得不考虑的现实。

  “组织运营管理所需资金从哪里来,我们很犯愁。”刘健说,不论是按规定从募集的资金中留出,还是通过建立相关产业获得收益,他们都没有经验。

  在先行一步的深圳,许多社工服务机构,已经在发展的过程中陆续开始经历这一艰难阶段。由于专业社工的薪资水平普遍较低,社工服务机构出现了人员大量流失的现象。

  “济南的社工流失率在20%以上,每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,很难吸引应届毕业生进入社工服务机构。”济南市社工协会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。反观香港的社工服务机构,从业者的薪资水平能达到中等或中上等。“政府应该更大力度地扶持,给予社工更好的薪酬待遇。”该负责人呼吁。

  依然存在的后顾之忧,成为很多想成为“正规军”的社会组织,在“井喷期”到来前热情不高的主要原因。

  “政府的配套措施应该尽快跟上”,王振耀说,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,需注意避免“轰轰烈烈,原地踏步”的问题。

  社会组织注册数量快速增长,而又缺乏实质性进步的畸形发展方式,是王振耀最为担心的。近日,王振耀撰文指出,“在欢欣于社会改革大潮来临的同时,也要看到,社会改革是一项大工程,更是一项细工程。”

  王振耀在文章中指出,“为了促成更为扎实的改革”,政府除了要尽快推进相关立法外,还要建立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体制。“千万不要认为,放开社会组织建设,政府就不必投入了,政府就可以减少财政负担。”

  据王振耀介绍,在香港,政府每年的财政综合援助资金约为400亿港元,其中有100多亿港元直接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社会服务。“全香港只有700多万人口,照这个比例,内地应该投入多少财政资金呢?”王振耀说,中央财政投入社会建设的口子,还远未充分打开。

  “税收优惠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。”王振耀还提到,“现实中,大慈善家捐赠还存在障碍。”2011年,企业家曹德旺因捐赠价值35.49亿元的等值股票,而蝉联中国“首善”称号。根据我国税法的相关规定,曹德旺需为这笔捐赠缴纳6.72亿元税款。“税收优惠问题不解决,社会组织特别是公益慈善组织很难健康成长。”王振耀说。

  不能仅凭热情,要有专业化定位 向社会放权要有新改革方式

  “实际上,向社会放权,也就是给予社会组织独立自主权,给予他们依法行善、依法行使管理社会事业的权力。”

  在王振耀看来,放权的背后,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量社会组织的建立。针对越来越具象的社会服务,政府没有那么多精力全面管理。社会组织本身要接过政府让渡的权力,也要做出充分的准备。“不能只凭一腔热情,还要靠专业化的服务定位”,王振耀说,“社会组织的服务,是直接对人的服务。”

  王振耀告诉记者,与企业生产的产品相比,社会产品附加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等因素,因此在服务定位方面,社会组织应比企业做得更好。“一业多会”所带来的竞争局面,同样要求社会组织做好实验及失败的准备。

  “此外,还需要社会组织加强组织机构建设,建立现代化的行业化管理治理机构。”王振耀说。

  “权力交接”双方均需面对的挑战,彰显着这场广泛社会改革的与众不同。

  “社会改革需要用新的改革方式”,王振耀说,因为它涉及的,是我国民众仍在学习、认知过程中的“公共领域”,“这种改革没有敌对双方,也没有既得利益者,是一种全新的改革逻辑。因此,它就需要政府、社会组织和民众,共同对话、讨论和协商。”

  虽然社会组织在茁壮成长的过程中,始终无法绕开监管环节,但王振耀认为,目前社会组织相关标准的建立,比监管措施的制定更为急迫。

  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标准,只能通过基于改革共识的多方参与和协商。“我国目前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的许多标准,仍然比较粗放”,王振耀表示,如基金会的注册金额、社会组织用于管理费用的比例等,缺少细化、分级管理机制。他说,“这就需要政府、社会组织与民众,在合作、妥协、投票表决一系列过程中逐渐完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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